关于刘备的另一种叙事（第五章 1）
五、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刘备的“仁德”和“道义”
（一）笼罩道德之上的迷雾
我在上一章中系统地论述了刘备和汉室的关系，并且得出结论，三国演义给刘备安上的“忠于汉室”道德标签属于严重夸大，刻板印象化，和逆推历史的结果。不要说历史上的刘备没有这样的口号式价值观，就算是三国演义之前的民间叙事，对于刘备的兴复汉室一点，相对于演义都算是比较淡化的。由此，刘备身上被后世赋予的两个道德标签中的一个“心怀汉室”，算是可以揭下去了。
那么另一个标签，就是这一章的核心内容，即刘备的“仁德”。我开宗明义——这个道德特质，刘备身上是存在的，而且是他这个人最核心的道德和价值观魅力。而且刘备的道德特质，其核心并不是通常意义的“道德高尚”，而是“有底线”。
现当代以来，尤其是近些年，刘备被扣上的伪君子的帽子，人们挖门倒洞找出他的各种道义有亏的事情，有些甚至没有道义有亏，也强行解释成他有问题。首先这一定程度上是演义的锅，那里面的刘备形象就是很糟糕，就是个伪君子。除此之外，有些喜欢扛着道德大旗行伪道德之实的人，喜欢简单地把这个现象归结为黑刘备的人都“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有趣的是，这样的人往往会维护演义那种其实不利于刘备形象的叙事模式，然后自己绕在圈子里出不来，最后干脆就挥舞道德大棒，所以既不能服众，看起来又很没品。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点，批评刘备者和这种简单粗暴的反批评者都太懒或者太蠢，不去读历史静下心来了解这个人，也不肯反思自己的思维惯性和常识性错误。当然你说我不喜欢历史我就看个演义然后口嗨一下，这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真的在网上或者现实里对历史高谈阔论，甚至上节目端出架势来讲三国，却不肯细心研究一下历史，那就贻笑大方了。这一点反而是于和伟一个演员都比很多专家做的好，我认为也算是一种讽刺。
刘备为什么被黑，除了历史和民间叙事的错位导致的人们误解，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其中最表面的一点，无非是对好人苛责而对坏人宽容。这有点接近心理学的锚定效应，大概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卖的东西都是一千左右的商店里看到一个五百的东西会觉得便宜，但是如果你走到一个商品标价都是在一百左右的店里看到一个五百的东西，会觉得好贵。其实五百的东西的价格是固定的，但是其余的商品价格成了一个锚点，给了人心理上的错觉。还有就是人们会注意到与众不同的事物和事件，所以没做过坏事的人做的一两件坏事显得格外突出，反而那个真的罪行累累的人，大家就不盯着看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个别伪道德分子喜欢以“绝对标准”要求他人，把所有不能够尽善尽美的人都打成伪君子。你们肯定见过这种人：“没有绝对的好人，所以大家都是坏人，所以我做坏事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绝对的自由，所以自由不存在，争取任何东西都是无意义的”。这种行为比较接近滑坡谬误的一种反推，在推论中夸大联系，最后得出非常夸张的结果。这种在我看来倒是可以称为“道德沦丧”，这种道德沦丧的人，往往都是伪道德者，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话。
再往深层次说，人的心理有很多bug，很多暗区，导致非常多的认知偏误发生。我说一个相关的：公正世界谬误——一些人假设世界是公正的，所以坏事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你倒霉了你一定是活该，实在找不到活该点，那就是命该如此，反正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公正的。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道德运气谬误——评价他人的道德时，根据其结果而非此人当时所处环境和局势，即不考虑到其不可控因素和选择的局限性。还有基本归因谬误——人们在评估他人的行为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仍总是倾向于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而非外在情境因素。
类似这样的认知偏误还有很多，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内容，即“个人的自身责任”的夸大。这里我很想说社会学的想象力，但是这就太理论化了。简单说来，这个“自身责任”除了在具体情境里是否能够控制很多变量，还包括一点，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本身也是社会的塑造产物。前者很容易理解，比如我前文提到的，刘备前期打仗打输不能完全归因于他的军事能力不行，还得看他立足不稳和手里没兵这种他不可控的因素。后者比较抽象，我前文提到的刘备的战略观短板的时候，说到这和他的出身有一定关系。一个人所处的阶层对其眼界，知识，能力，甚至人格的塑造都是核心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固然人不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但是无数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人所出身的阶层和环境，会直接影响到对他们的未来发展。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里，出生于这个不公正层级中的某一层，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基本决定了其一生的走向。然而很多人在看待某个人的成功失败和道德得失的时候，都会犯前文列举出来的至少一种谬误，会简单归结为某人自身能力不行比如笨或者品质问题比如懒惰，或者道德有亏。固然一个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不能说一切都是社会的错所以任何人都不用负责，但是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不能互相免除，而社会责任往往因无法追责所以被转嫁于身处某种不公正的情境下的个人。同时又存在一种“安于现状偏差”，和我之前说过的“确认偏见”相联系，即人们会倾向于认为现状是合理的而不寻求改变，并且能够找到各种方式为现状进行辩护。所以在衡量某个人的成就和道德，以及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其所处阶层和出身的局限，是一个重要考量。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掌握的资源少，处于不公正结构的底层，他们会更加被动，其选择也受到限制，环境中的不可控因素对这个人的影响会加大。同时，因为选择的局限，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会被迫作出一些不是特别被他人认可的选择，会导致失败或者道德上的纰漏。而由于上述认知偏误的存在，人们会倾向于忽略掉其不可控因素对他们行为的归因，同时把这些选择归结于他们个人的道德和能力因素。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结果：越是处于劣势的人，越会被从各种角度苛责。最糟糕的是，他们因为资源有限，选择有限，所以这一苛责——相当于广义的符号资源的剥夺——对于他们来说影响更大。在此之上，因为普遍的成王败寇趋势，道德会永远倾向于胜利者，人们也会自动用结果来合理化手段和动机，这样弱者的道德资源会被进一步剥夺。再加上自验寓言和暗示对人的塑造效应，最终形成一个马太效应漩涡，弱者愈弱。
以上不公正的循环，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会在刘备的经历上看到。这个循环的普遍存在是他被黑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我看来，这也使得他难能可贵的品质更加有吸引力。不假思索和拒绝思索的人固然可以继续以此批评和苛责他，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性，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刘备的这些道德品质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仁者爱人
现在我可以回答前文留下的问题：何以在民间叙事中，早早产生出拥刘贬曹的思潮？
这道题的第一个答案基本是送分：因为他仁德，对百姓和手下们都很好，所以被后世怀念和推崇。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个前文提到的过的问题也将重新浮出水面：刘备不投降曹操导致统一进程减慢所以让百姓更加痛苦。
在审视这个问题之前，我要重复一下我之前说过的话：刘备的道德并非道德拔高，而是有底线。
我们在讨论道德问题之前，必须把他们放回他们所处时代的语境里讨论才有意义。有人说，且慢，你不就是要比烂吗？比烂就不用说得这么学术了。
比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很烂，但是你找到一个更烂的人，说我比他强所以我不烂，这是真正意义的比烂，叫强词夺理。但是还有一种，某个特定时代的天下所有人都很烂，只有你一个人比他们都不烂，至少没有走到最残忍的一步。这种叫做有底线。人们的心理误区是总要追求一个最好，其实世界上哪有最好？很多时候无非要一个“最不坏”而已。
当时就是个比烂的时代，刘备就是最不坏的那一个。
当时天下大乱，天灾人祸，百姓冻饿而死。加上后来的董卓暴虐残酷，真的可谓是民不聊生。有人说这就是一个人吃人的时代，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是时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
时岁大饥，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以上只是随手一贴，还有很多，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别说百姓了，连皇后这种身份地位的人都只是勉强能够有口吃的而已。伏皇后纪里面有这样的记录：
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枣栗为粮。
这种时代人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活命，如果有人能给他们一口饭吃让他们稳定下来，就算辛苦劳累甚至做牛做马，他们也愿意承担。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样的时候什么叫道德高尚？就是不要在这样已经很糟糕的局面上再增加新的痛苦，就足够了。
这一点刘备做到了。他自起兵到去世，从未有过任何残暴的记录，包括屠城，杀降，大规模强制迁民，以及纵容士兵杀戮之类的行为。但是其他人，很不幸大多做不到。我想我要是在文章里把另两个政权甚至其他诸侯的这一类行为都一一列出，这篇就不用干别的了。为了简单说明观点，我就挑“屠城”这个最残酷的情况大概做个总结。
首先曹操在这件事上被人诸多诟病。这也是没办法的，他及他的手下将领前后屠城记录十余次，我随便找几个记录：
第一次攻徐州：
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第二次攻徐州：
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东征吕布：
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
北征乌桓：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乌丸，屠柳城。
还有夏侯渊的大力配合：
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遣夏侯渊自兴国讨之。冬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
曹仁不甘其后，平叛侯音的时候：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
差点忘了，很多年后，司马仲达于辽东发来贺电：
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
这不是全部内容，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一搜，类似的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了。
另外曹操还有“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样的法令，官渡之战后坑杀数万袁绍降卒这样的情况。
那么江东孙氏呢？他们好像没有暴虐的名声，不过就是因为同行曹操衬托而已，曹操屠城记录这么多，孙家就被比下去了，但不是没有的。
孙策征严白虎：
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乃攻破虎等。
孙权平李术之叛：
是岁举兵攻术於皖城。……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馀人。
孙权征讨黄祖：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
这还都是屠城这种最惨无人道的行为的部分记录，如果再要列出来什么陆逊杀堵着门口的百姓，曹操几次大规模强制迁民，浪费民力物力修造邺三台，袁术奢侈浪费饿死百姓……之类低一级别的暴行，那就无穷无尽了。
当然，有些人绞尽脑汁地要强调“屠”不是屠城和屠杀，而是攻破的意思。然而其实这个说法站不住脚，譬如范晔所谓“克城多所诛杀也，故称屠”，意思很明白。有些时候某军队报功会故意多报，把屠杀的百姓都算作“敌军”来邀功领赏，所以会说屠来表示战功赫赫。但是史家著史，一字一句都斟酌考量，断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使是有个别纰漏错误，也不可能出现连续数次错误。而且历史记录中很少有直接记录杀戮百姓的，一般都用屠城来概括。直接说屠杀百姓的全三国也就董卓、李傕、郭汜的记录里出现过，还有一位就是曹操“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这男女数十万，总不能说是敌军了吧？就算徐州有女兵这种现代建制或者有些妇女参与运粮之类，鸡犬又算什么？军粮和军犬？
事实上如果全文搜索三国志就会发现，其对刘备乃至整个季汉的军事行为，都没有用过“屠”字，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如果屠和破和克之类的同义，没有道理只用在魏国吴国身上，不用在季汉身上。如果说是因为魏国史料多所以记录多，但是吴书并没有比蜀书内容多太多，还是记录下了一些屠城内容，况且，别的事情可以脱漏，屠城因为影响规模大，往往都会被记录下来。
有人说是不是因为陈寿曾经仕于季汉所以为其回护？我觉得陈寿真的很为难，一边说他对诸葛亮姜维之类一系列人不满所以要故意在史书里黑季汉，一边又说他不记录屠城是故意洗白季汉。当然，陈寿不是没可能这么精分，我不否认人的思维可能非常复杂而且怪异，但是除了陈寿还有裴松之啊。我之前截取的一些资料，是来自裴注。裴松之不可能故意避开史料，众所周知裴松之是一个囤积狂，什么资料不加区分都往里面注，有的他觉得不靠谱会批评一下，但起码能让大家看到。所以他的裴注里面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他的这个行为其实非常后现代，简直开叙事解构之先河，但是在当时难免被批评，说他不负责任不自己去拣选史料。这样一个人如果要违背自己的作注原则，故意避开可能对季汉不利的资料记载，那我觉得只能说他要不真爱要不脑子秀逗，要不就是持这个说法的人瞪眼说瞎话。
事实很清楚，曹操及其手下将领和孙氏兄弟的确有过屠城——包括有意屠城和无法阻止士兵杀戮的行为。具体某件事情的细节无从查证，可能有所脱漏错误，但是整体来说屠城事件不能否定。
有人说无非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刘备没那么好只是同行衬托。这话不全错，当时的确是个比烂大会，烂成一窝所以把刘备衬托得格外难能可贵。但是除此之外，刘备还是有其闪光点的。他至少能干出一件别说当时三国，就算后代乃至现代都很少有人做得到的事情。那就是携民渡江。
我前文提过这件事，并且反驳了一下“刘备把百姓当肉垫”的奇谈怪论。当时我只谈了刘备带走十几万百姓的军事战略意义，很多人都觉得刘备的仁德也就到此为止——他是为了留住这些人口当作资源。但是其实我还可以深挖一下。刘备在别人劝他弃民逃命的时候说：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以人为本这句话现在可以说是基本道德，但是在当时简直就是高屋建瓴领先于时代。有人说他当时说的以人为本和现在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要用他们当资本。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也要看上下文。“何忍弃去”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他不忍心抛弃这群人。曹操对百姓的屠戮，他自己知道甚至很有可能亲眼见过，他也明白为什么这些人非要跟着他走。曹操吓跑百姓不是一次两次了，打袁绍二子的时候“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后来要搞迁民，“江、淮间十馀万众，皆惊走吴”。对百姓来说，迁民也是迁，逃到吴国也是迁，但是他们宁可逃跑，也不被曹操迁走，可见曹操暴虐，人尽皆知。这次曹操南下，百姓第一反应就是逃走，而且一致要跟着刘备，而不是往别的地方跑。
刘备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忧和痛苦，所以宁可赌一把，也要带上他们。刘备带着百姓，没有自己找安全的路线逃跑把他们丢给手下保护。这些人是他自己要带的，他就亲自与之同行，如果出了事，起码和百姓以及手下同甘共苦。后来他丢了家眷，二女被俘，儿子差点也没命，甚至几乎自身难保。能做到这一点的，古今中外也没有几个。当然这个人向来花样作死，这次也不例外，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当时看着这些百姓扶老携幼恳求跟随他，又想到之前的曹操徐州屠戮的惨状，触景生情而发出“何忍弃去”之感慨，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一“不忍”，便是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对民众有这样的恻隐之心，所以刘备愿意冒险携民渡江，以身行大道，可谓仁者了。
有些人非要分清楚刘备“以人为本”的“本”到底是“资本”还是“道德根本”，其实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在上一章的理论建设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明白，道德要符合人性，道德是利益里面的一环。道德当然也有超世俗利益的一面，但是刘备以身犯险保护百姓，他已经做到了超利益的部分，那么其他的部分，其实他不过就是顺应了道德的人性部分，把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在他的大业也好，个人价值观里也好都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旦一个人把人的生命纳入其利益体系，并且坚持这一体系，那么也必然最终会成为其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刘备非常好地把这两点统一起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后世甚至当时的百姓才会对他心存感激。
说到这里我就可以再说说“阻碍统一”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视角了。我之前从上帝视角和自我实现的角度批评过，从道德的角度，这仍旧站不住脚。我不否认有的人可以梗着脖子说“为了统一的长远利益就是可以牺牲人命”。但其实这个思维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第一，统一未必是长远利益。我们纵观历史，会发现很多乱世之后的统一王朝其实是短命的，而且往往暴政虐民，甚于乱世，或者甚至紧跟着另一个乱世。统一本身毫无意义，“谁统一”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好一点的割据政权，未必比统一的暴虐王朝对百姓差。第二，泛泛而谈的“长远利益”其实非常危险。我可以做一个假设情境：如果地球要毁灭了，只能有一部分人离开，那么大家觉得，牺牲掉多少人为了这个“长远利益”服务是可以接受的？十分之一？三分之一？一半？一半可能就很多了，但其实如果你非要讲“人类”这么大的概念，那我可以说，只要保留足够数量的人足够繁衍后代就行了，甚至可以说，保留一对新时代亚当夏娃，其他的人都可以牺牲。因为我们在说的是无限时间里的所有人，那么只要他们生存下去，之前的牺牲数字迟早可以被超过。但是当我们牺牲掉所有人来为两个人的生存服务的时候，这个长远利益对于地球人来说，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牺牲保全了“人类”这个物种，而没有保全“人性”。所以当我们为了所谓长远利益而选择挑战眼下的人性的时候，必须要看清楚其长远的价值影响。
当然，这个论述还是建立在关怀人命和重视人性的基础上的。就有的人觉得人和动物没区别，活下去就行，不活下去也没事，优胜劣汰，人类都该死。不过我觉得持这种看法人大概也看不到这里。而且这样的人你别看他们说话这样，理论一套一套的，真让他们死的时候他们比谁都怂，比谁都自私，24k双标。反而是那些爱人的仁义之人，才可能做到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自我牺牲。
所以为什么刘备要投降曹操让他一统？这岂不是本末倒置？统一是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而不是放任屠戮而为天下一统。生民涂炭的一统毫无意义，甚至罪大恶极。在当时人看来，曹操如果统一，就会建立这样罪大恶极的天下。还真别说“曹操因为你们跟他打仗才杀人”这样的话，就算他能做到一统以后不杀人，这话本身就是“受害者谴责”——别的不说，侯音叛乱中众多参与的百姓和大小官吏就是因为受不了剥削和压迫才起义，然后曹操把他们都屠杀了，还说你为什么要起义不然我就不杀人了，这是哪门子道理？而且“有人和曹操打仗他才屠城”这话也等于说曹操在用百姓的生命作为人质和道德威胁逼人就范，这样的人不得人心，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说完了刘备重视百姓生命，我觉得下一步刘备黑的好友“直百五铢”就要上线了——刘备和季汉也剥削百姓啊。
那这个就只能纯比烂了，而且还可以横向纵向比烂。不过比烂之前我得说一句，经济政策这个问题，季汉因为资料严重缺失，只能通过出土文物比较推断其具体内容，我曾经考据到焦头烂额，最后也只能说大概明白点眉目，但是无法很好地讲述。这里我给大家贴一个我看到的比较详细的考据。至少从引文和细节来说，是非常详实的，至于结论大家自行判断取舍。
剥削百姓这件事怎么讲呢，就好像贫困有个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相对贫困指的是虽然能吃饱穿暖，但是可支配收入在社会底层，因而不利于其家庭的长期发展和综合幸福指数。那我觉得剥削这件事也得有个相对剥削，在同期相比，看剥削程度。因为如果用现在的标准看古代，那都是剥削；如果用后世看商朝，还用人祭祀殉葬呢，好歹剥削比那个要强一些。同时乱世和治世也不能用同样标准。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同时期同条件比较的问题。
这件事情由于史料有限，篇幅有限，我对这件事的理解也有限，我只能大概说说。蜀汉的确有税赋重的问题，包括所谓直百五铢造成通货膨胀。但是这件事要两说。首先当时的大部分普通民众并不大规模使用货币，很多人还保持物物交换的状态，除了盐铁之类官营的产品，其余的东西价值并不被货币通货膨胀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在富户和豪门大族。刘备从一开始就打算打击削弱豪门大族，被大家诟病的入蜀后的“分赃”，其实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
普通百姓估计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金银，所以金银肯定来自豪门大族官宦人家。至于田产其实也有很多是大族的，应该也有部分普通人的。所以这件事最后的处理方法就是，谷帛田产之类的东西没有抢夺，仍旧留作生产资料，只把贵重物品分给大家作为赏赐。
至于刘巴传里面类似的一段：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
重点还是金银财宝。所谓府库，其实主要是金银宝物和军用物资，以及车马之类大宗物资。所以他们抢夺到最后的最坏结果也是“军用不足”而没有祸害到所有人。要知道，有些时候屠城是从抢劫开始的。魏国的屠城未必都是有计划的，有些就是管不住士兵抢劫和发泄。刘备攻打蜀地时间漫长，他知道一旦破城可能会出问题。让他们去抢夺金银财宝，是一个让步，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当然了，用现代的角度看，大族富户的财产也是财产，都应该保护。可问题是那时候大族的财产也是剥削平民得来。这怎么说呢？剥削抢劫他们大概就算是黑吃黑吧。反正刘备最初的职业就是黑社会头子，应该习惯了。再说，历朝历代都有打击豪强，重新分配土地财产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作为正面典型出现。在那个时代背景里，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很正常的，即使在现代，也有累进税率，也是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因此刘备这一行为并不算太过分。
至于后来由于连年征战，自然开销用度不小，所以赋税徭役和兵役沉重。夷陵之战前后季汉经济很差，后来诸葛亮休养生息数年，得以恢复，但是毕竟北伐用度还是要从百姓身上出。不过诸葛亮在的时候，至少吏治清明，大家都守规矩，所以也还好，到后来就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情况。不过这个和刘备无关，就不用细说了。
至于孙权那边，走马楼吴简里面详细记录了东吴的赋税徭役情况，盐铁也是官营，十余种必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以及大量的徭役杂役。有很多百姓为了逃避徭役兵役而自残的“刑手足”情况发生。
而曹操的屯田令规定：“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可见百姓负担之重。曹操数次大量迁民，汉中一次就迁民数十万，死亡甚多。之前几次迁民，每次都“扰扰不安”，难以镇抚。
大概比较起来，其实只能说在剥削百姓方面大家大差不离。前期来说刘备集团以及继之而来的季汉要比另外两家能稍微好一些，至少不瞎折腾，而且能做到吏治清明，反正当官的和老百姓都一起穷，没人有怨言；但是越到后来因为三国鼎立局势稳定，各家都在恢复发展，自然是家底雄厚的曹魏恢复更好。同时季汉诸葛亮去世后，情况也就越来越差了。
另外，单说益州的话，还有个纵向比较的问题。季汉虽然后期人民生活不好，但有趣的是，其实后来他们还挺怀念季汉的。
孙盛晋阳秋曰：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锺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於今伤之。
按道理讲姜维北伐比诸葛亮的更加频繁，所以消耗更大。加上当时政治已经不再清明，管理混乱，民面有菜色，百姓应该对他怨声载道啊？但并没有，好像他们还挺希望姜维复国成功，季汉继续管理下去的。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后来的朝代也不行啊。晋263年灭季汉，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结果291年就开始八王之乱。蜀地的百姓大约过了那么三十年好日子，然后又开始各种割据政权，成汉建立，战争暴政连绵，又有外族入侵和各种起义，前秦东晋两边拉锯战同时祸祸蜀地，甚至出现独立政权谯蜀。总而言之就没有消停过。非要说诸葛亮姜维北伐劳民伤财，至少仗都是在外面打魏国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一点，但是还能活；这下可好，战火都烧了眉毛了，大家朝不保夕。所以孙盛去采风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民不聊生，自然要怀念之前那个相对来说靠谱的政权。其实，最初的“拥刘贬曹”的思想，其实就产生于三国时代本身。老百姓不认你那种祸乱天下，不能好好统治的“正统”，只认谁相对来说对自己好一些。
所以在这样巨大长达数百年的比烂大会里面，刘备被显得无比伟岸高大道德崇高。怎么说，这自然是他的美好品质，但更多的也是时代的悲哀吧。后世有人哀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这么回事。
说过对百姓，再说刘备的仁的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属。我之前写过不止一次刘备对手下的人宽厚以待，包括能够原谅过失，能够不被谗言迷惑，也能够不随便牵连。我觉得最后一点很重要。刘备也不是没杀过人，他杀过的，我能找到的有以下几个（欢迎补充）：
彭羕——鼓动马超谋反。
张裕——神棍，处处和刘备唱反调，到处散播刘备迟早要完的言论。
刘封——刚猛难御，不听调遣，可能为后世之患。
雍茂——貌似因为反对刘备称帝，被他找了借口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杀了。此事来自裴注，因为信息混乱，记载真实性被很多人质疑，所以只能说暂时存疑。
还有一个差点杀了但是没动手的蒋琬。蒋琬这件事也挺怪的，他就是个玩忽职守，比起前面几位来问题轻多了。不过大概也因为这样所以诸葛亮救他就成功了，不像张裕。我猜刘备可能也是气头上说要杀他，但是没真打算杀，诸葛亮给了个台阶就下了。
而且这些人杀了就杀了，并没有诛三族的记录。当然有人又要说是史料缺失，不过比如张裕死的时候提到了“弃市”，而后来魏延谋反被杀是诛三族，说明这些细节还是可能被记录的。所以既然只是杀人没有记录诛三族，应该是没有发生的。刘备终其一生，也没有诛谁的三族。而且还有一个作证，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不干这种事。比如黄权投魏以后：
蜀降人或云诛权妻子，权知其虚言，未便发丧【汉魏春秋曰：文帝诏令发丧，权答曰：“臣与刘、葛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实，请须后问。”】后得审问，果如所言。
当然，黄权问题刘备说过“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所以黄权应该是知道这一点才不信刘备会杀自己家人。那再说一个例子：
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诗在坐。鸿曰：“间过孟达许，適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
李鸿说王冲对孟达说（……）诸葛亮要杀孟达全家，刘备拦着。当然这个事情因为经过了层层转述，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孟达也不相信诸葛亮要杀他全家。这件事可能不存在，但是就算是造谣也要讲基本法，在这个谣言里面刘备理所当然地被设定成“不要杀人全家”的那一位，可见他的基本名声是怎么样的。
而且刘备杀的这些人，都是跟他一开始就不合作的，或者不被重用的，没有哪位能算功臣。刘封有点例外。他的身份太敏感了，而且自己作死。刘备活着的时候他都不听刘备的，刘备死了他还能听刘禅的才是笑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刘焉是有想法打算让刘瑁继承自己的，毕竟刘瑁才是跟着他打拼的那个，但是世家大族因为刘璋暗弱容易控制所以推举了他上台。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诸葛亮建议刘备杀掉刘封，大概也是有担心被益州本地大族利用这一层考虑。
再对比一下曹操和孙权。曹操屠城多，杀手下人也不少。不算他杀掉的敌人和东汉朝廷大臣，就说他手下的名士，粗略统计就有十个。他最早杀了边让并且诛三族以后，引发了兖州的大乱，陈宫就是因为这个和曹操为敌的。之后他收敛了很多，但是官渡之战以后北方基本平定，他就放下心来，又本性发作。比较有名的有娄圭、孔融、许攸、崔琰、杨修、周不疑。其中孔融被诛三族。如果说孔融许攸之类还是公开不逊让曹操不爽，稍微能理解，那崔琰和娄圭真的死得莫名其妙，只能大家猜测他们是不是参与到了什么立嗣之争里面。娄圭尤其是冤，和立嗣之争都找不出关系来，只因为说了一句“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被视为诽谤而收监杀死。当然这十个人还是曹操下令杀死或者直接要求自尽的，还有荀彧这种间接死于他手里的就更多了。而且娄圭，许攸，荀彧之类，都是为了曹操立下过大功劳的，尤其是荀彧，简直可以说是曹操的左膀右臂。但是曹操仅仅因为言论不当，甚至都没什么明确的不当言论就莫名其妙杀死。曹操虽然爱才，但是曹操的爱才，才是真正的“把人当资源”，比如周不疑，因为曹操担心自己的别的儿子不能驾驭，就把他杀死了。当初他找到这个人才的时候也欣赏他的才能，也对他特别好，还想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当他不能为自己所用的时候，马上就翻脸不认人。
孙权其实一开始都还好，主要问题出在老年以后的立嗣之争上面，大部分死于他手或者间接被他逼死的，都是因为这件事，陆逊，朱据，吾粲，陈正，陈象，张纯等一系列人都是因为这个死的，孙霸死后他还有些党羽被一并牵连，不一一列举。因为嗣子之争而死的，其中也不乏陆逊这样的大功臣。
考虑到史料的多少这一权重指标，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说刘备杀的手下就一定少于其他两个人，但是刘备确实对功臣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很能容人。其实这也未必是好事，比如黄元在他临死前谋反，因为他与诸葛亮不善，所以担心刘备一死诸葛亮对自己不利。也就是说刘备因他的容人和能用人，其实也用了一批只有他自己能驾驭的人，甚至他也说过，只有我能用刘巴，别人未必可以。但是不管怎么说，刘备做到了对手下人的宽仁，至少不会因为非常莫名其妙牵强的理由滥杀无辜。
说到这里就有人说了，刘备不杀功臣是因为他没到这个份上，如果刘备一统天下一定会杀功臣。首先我作为一个擅长写架空历史同人的人，我对正经小论文讨论这种历史if线是很不屑的，不过如果非要讨论，那我就说说。首先我说过，刘备自己一直在亲自带兵，没有谁功高震主，他没必要杀他们；其次，刘备统一以后杀不杀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另外两家还没统一呢就先开始杀功臣了。那非要这么比烂，还是刘备最不烂。
至于同样的理论用在刘备对百姓仁厚上面，例如说刘备就是没机会屠杀或没有这个契机，甚至有直接史料反驳。
王连字文仪，南阳人也。刘璋时入蜀，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连闭城不降，先主义之，不强偪也。
刘备从葭萌关开始往南打，时间非常紧迫，而王连就是不投降还闭门坚守给他制造阻碍。曹操怎么规定的？“围而后降者不赦”。所以说如果换了曹操现在就强攻然后屠城了，不屠城也要把所有的俘虏都杀死，但是刘备却“义之”，宁可绕开。要知道那地方路线很少，绕开就等于把自己的后方暴露在潜在危险之下，但是即使如此他宁可冒险也不强攻。王连没有打他，想来也是“义之”。刘备所谓“惟贤惟德，能服於人”，并不是一句空话而已。
对于刘备的仁，包括对手下和百姓的，至此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不光是在那个比烂的时代遥遥领先，甚至和一些相对安定的时代相比，在这方面都算得上不错了。哪怕是太平天子，都不见得能够对百姓和臣下到这个份上。而且刘备的仁并不是假装的，不止一次他肯为自己的仁德而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或者冒险，或者面对更大的麻烦，可见他的确是真心的。
我前文分析刘备的性格和能力的时候说过，刘备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也很有同理心。这样的人爱自己，也爱别人，不但爱身边的人，也会怜惜他素不相识之人。他亲身体会过小民的苦难，所以不愿意把这样的苦难加诸他人身上，也愿意尽自己所能保护别人。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说过，仁者爱人。刘备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个仁者。我认为这是他的精神核心之一，这种对待生民的仁心，和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仁德的太平盛世，虽然感觉仁之世这样的口号已经被暗荣玩坏了，是他的自我实现的目标之一。他打拼天下，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功业，但是这功业是建立在大家生活都相对安全平和的前提下的，双手沾满鲜血的成功，并不是他想要的。他也许不能保证在乱世里每时每刻做到宽仁，战争还是对百姓造成危害，但起码来说，刘备是个有底线的人，他知道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红线，这样也就很好了。他未必有什么特别宏大的道德理念，特别高屋建瓴的价值框架，他的想法很朴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小处都能用心，自然在大是大非上也就明白无误了。
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我可以接受这一段的说法，承认刘备是真心仁德的，也理解你所说的“利益和道德”共同体，即从功用上来说没必要区分道德追求和利益追求；但这个论述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人物本身的角度出发，这一论证仍旧无法彻底判定，刘备就是把仁德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自我实现目标，或者仁德是这个人的思想内核的一部分。
这个考虑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前文在论证汉室的时候，有一个“道德资源”的论证，仁德问题也在此适用。也就是说，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刘备的确是心怀仁德，但同时也把它当成道德资源。毕竟刘备的确是白手起家，要利用一切资源，包括仁德这样的道德资源。虽然道德资源可能性的存在并不直接否认“仁德”所以成为刘备的精神追求，但是这一内容必须被深加辨析，才能够更加透彻。更重要的是，必须再次深度明确，刘备的仁德从何而来，以及有什么深层的个人和社会原因，才能从整体上建构这个人的精神叙事。
况且，刘备被诟病最多的道德问题，并不是他仁德与否，而是其他的“道义有亏”。我在标题里拆分仁德和道义，就是拆分他对待百姓和手下——即低于他的人，和他对待比他高或者和他同等的人，比如其他诸侯州牧豪强之类。刘备所面临的道德资源悖论，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凸显，因而也更能说明他的深层次局限和精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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