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备的另一种叙事（第五章 2）
（三）道义的悖论
刘备在对待比自己地位权力低的人，一般来说是百姓和手下以及投奔者，应该说和同期甚至整体比较起来，都是非常宽厚的，没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刘备被人诟病的道德问题，其实主要是对各种比他地位和势力高或者均等的人，尤其是其他军阀和割据势力的“道义有亏”。比如刘备前期叛各种人尤其是曹操，后来的取益州，乃至借荆州不还这种混合历史和演义的大烂账。
我为什么要区分“仁德”和“道义”？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何对弱势者和如何对强势者的态度有必要区分来看。我之前引用过鲁迅那句“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也是这个强弱分开的思路。我认为一个人对弱者的态度，更代表他们的真实道德水准，而对强者的态度，尤其是在压力环境和选择有很大局限的环境下，是可以细加区分的。总体来说，在其他条件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和弱者的互动之间，一个人往往有更大的掌控力，和强者则反之。参考上一篇“道德运气谬误“，就可以看出，和弱者互动的时候，本身存在更多的“道德运气”，即不可控因素和局限性会小很多。这时候人所作出的选择，更接近他们本身的道德水平。同时，面对弱者人也容易受到损人利己的诱惑——因为弱者反抗能力比较差，所以如果人不但不损人利己反而利于弱者，则更能说明其道德水准。
所以说刘备前期的到处投奔然后到处逃跑，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无数次他面对一个或者几个强于他的对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他的资源有限，选择也非常有限，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了，所谓不得已，总还是有更糟糕的但是会让一些道德说教者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满意的选择的，比如你为什么不投降曹操……是的这个还可以拿出来说。或者这问题我们再灵魂一点：你如此无望，还在坚持什么？
先收起这个灵魂问题，我先来回到一开始的被人追打得四处跑的刘备。
刘备到处投奔然后逃跑这件事被很多人拿出来把刘备和吕布并列，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不过后来我接触三国多了感觉好像大家就是对季汉的人有非常强的道德要求。比如三国这么多人投降易主习以为常，连道德标杆荀彧都从袁绍那里脱离换到过曹操手下，却偏偏有人甚至季汉自己家粉都非要揪着姜维是个降将说事不可。那我觉得按这个标准刘备就不要混了，可以直接自杀了。然后我发现，他们还真是这么想的——还有人替吕布委屈，说他如果三姓家奴，那刘备是几家性奴？
这个道理就算光看三国演义都讲不通。吕布被骂三姓家奴是因为他每次都认个干爹然后走之前把他捅死。丁原董卓都是如此，后来投奔刘备，虽然没认爹也没杀他，但是夺了他的徐州。但是刘备每次投奔之后逃离谁，比如公孙瓒，比如袁绍，都没有把人家怎么样。只有曹操这件事稍微有点争议，可以细说。
历史上大概也是这么个情况。还记得我说过的二元君主观吧？当时你不是投奔了谁就卖身给谁的。那时候在别人手下的身分很多，比如客将，客卿之类的，不说想走就走吧，至少正式跳个槽不是道德污点。我猜因为演义混淆二元君主的缘故，所以很多不懂的人误以为投奔了谁那就要像对皇上一样，“忠臣不事二主”——非要说也对，如果是委质定分的臣僚是不应该换主君，但是问题是那时候很多人都只是客卿和客将，并没有真的奉投奔对象为主。吕布的最大问题就是，虽然历史上没有认干爹，但是杀人的事情是有的。现代社会你跳槽好几个公司不算事儿，但是你跳槽一个就背叛一个窃取人家商业机密甚至把人弄破产，别说法律要制裁，大家也肯定口诛笔伐吧。
刘备一直都是各种人的客将，甚至有时候是雇佣兵团领袖。他走了也就走了，反正其他人也容不下他。不管是刘表还是袁绍，都表面上非常尊敬他，但是实际上不能用他。至于白门楼提醒曹操杀吕布，我觉得也理所当然。刘备早就看吕布不顺眼，
请备于帐中坐妇黙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
刘备当时不得不屈居人下所以忍气吞声，吕布于他还有夺地之仇，害得他无处可去差点全军饿死，而且没有吕布的背叛，他也不至于沦落到投奔曹操。吕布救他一次，但是进攻他不止一次，也算扯平了。
那么对曹操呢？曹操的确是给他兵马让他攻打袁术，结果刘备到了徐州马上杀了徐州守将，自己占了徐州。这个就不完全是客将无责任问题了，而确实是背叛。有人说曹操对刘备也算不错了，至少表面上不错。结果刚到曹操那里，刘备马上就和董承密谋杀曹操。如果说董承衣带诏没有什么汉室大义作为支撑，那刘备岂不是理亏？
当然，刘备的考量是，曹操必然容不下自己，而且他估计当时也已经不认可曹操的行为方式了。反正就是你对不起我和我对不起你的问题。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刘备估计对曹操本人就是用他本身的原则了。至于夺徐州算不算是辜负了他的信任……曹操倒是在别人劝他不要放走刘备的时候说过“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样的话，好歹这件事上他还是讲了一点点信用，不过马上就反悔了想要追刘备回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曹操面对刘备还是有点发挥失常的。他这个行为看起来非常优柔寡断，但是曹操平时不这样。有人会觉得奇怪，如果曹操都认定刘备和自己是并列的天下英雄，为什么不杀他还放虎归山？这不是自讨苦吃？不但放虎归山，还对他说了自己要和袁绍翻脸的意图，这简直太不谨慎了。
曹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之于袁绍，绍知操有图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
我想曹操在汉中撤回中原的栈道上被刘备军追杀，看着百姓和士兵相互践踏自己损失惨重的时候，一定会回忆起刘备和他告别的那个上午。如果老天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在抓到刘备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头号敌人剁成肉馅包饺子（……
但是逆推历史这个伟大的能力历史人物是不会有的。曹操怎么可能预料到刘备有一天会让他败得那么惨？他要是有这个本事，早就统一天下了。他说天下英雄，只是“从容谓曰”，说得比较随便，可能心里都没当回事儿，只是觉得刘备这人气度不凡，随口夸他一句——刘备比较浪，曹操有时候也很浪，虽然他们浪的点不大一样。这次估计就是曹操没当回事。或者说深一点，曹操从心里没看得起他，觉得放了他又如何？他还敢反吗？就算敢，凭他那段可怜的实力，还能做点什么呢？
这还真不是曹操小看他或者自以为是。要我说，别看刘备自信，自信也是有个限度的。刘备自己在当时，可能都没那么看得起自己，觉得有一天他可以大败曹操，与他争锋天下。
曹操预料不到，孙权也预料不到。周瑜曾经劝过孙权要把刘备弄到京城，然后给他好吃好喝住宅美女，别让他和手下接触，孙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有趣的是，当初程昱劝曹操杀刘备，曹操的答复也差不多：“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曹操吃过杀边让的苦头，因此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可以说在广揽人才这方面，曹操和孙权都还是注重信义，即“道德资本”的，就算再有实力也不敢瞎弄——人家投奔你你把他杀了，这就是失信于天下英雄，以后谁还敢跟你玩？于是刘备作为他们的道德资本链条上的一环，两次逃过一劫。
不过我想，如果孙权知道后来刘备和自己闹成什么样，当初就算囚♂禁play刘备损害自己名声，也要听周瑜的建议，至少要部分采纳他的建议，对刘备加以限制。
不管怎么说刘备也祸祸了孙权一次。刘备取下荆南四郡，周瑜取下南郡和部分荆州东部地区。很快荆州人心向刘备，而南郡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发达，人口密集，刘备为了发展和孙权借南郡。孙权自知自己控制力不行，同时因为南郡直接毗邻曹操为了分担军事压力，把他所控制的荆州部分借给了刘备。
我在分析军事能力的时候说过，刘备和周瑜共同打了赤壁大战，而且取四郡是四郡归降刘备，这个事情上不存在道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刘备“借”的部分，即南郡和荆州东部部分地区。
对孙权来说，他当然不愿意借，谁愿意把自己的地盘资助敌人？可问题是刘备在荆州太得人心了，连刘表这个多年经营荆州的人都镇不住他，孙权刚刚拿下这部分就想远程操控，想都不要想。而且他也不愿意自己承担南郡守卫工作。借给刘备荆州算是权宜之计。
但是对刘备来说，他的“借”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外交辞令”。当然刘备这个人在和孙权的外交上有点奇葩，我前文说过。他觉得既然人心是我的，我又在这里抵挡曹操，那么我其实理所当然就要拥有这些地方。你孙权就算将来要荆州，我也可以不给你，反正我经营多年，有人心向背的因素在——事实上他是对的，他在打夷陵之战的时候荆州多有叛乱，也是因为他的人心基础。所以他觉得我就是说个好听的给你面子，你识相点给我就是了，别等着叛乱，没有叛乱可以鼓动叛乱嘛ry
可以说刘备借荆州——确切地说借南郡，就没打算还。不过凡事是这样，你要面子，要好听，那就要负担代价。刘备不能和孙权直接要荆州，只能“借”，那就落下一定要还的口实。在对孙权这问题上，刘备不知道是心虚还是就是特别浪，讲话特别奇怪。当然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也是实在走投无路。
孙权欲与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所以说刘备的“君十倍曹丕”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的说话风格，是那时候人都这么讲话），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曰：“益州民富强，土…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於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
刘备自己明明要取蜀，不想和孙权分。饶胜文认为，诸葛亮隆中对“跨有荆益”和“结好孙权”就是有矛盾的计划，一定程度来说也是对的。刘备此时此刻又陷入了一个如何维护和孙权的联盟而又必须完成隆中对计划的两难境地。于是他说话都非常浮夸“被发入山，不失信於天下”这话说出来然后卡住各个关口，这已经在打自己脸了。更不要说后来得了蜀地以后敷衍孙权的“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照理说这个“借”是一个暧昧的态度，介乎要和借之间。但是孙权之前可能因为取蜀地事情有些龃龉，加上他曾经求救于刘备而刘备被困于蜀地无法出手相救——虽然是力不能及，但是对于刘备独自入蜀，孙权显然非常窝火。于是他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这也的确是刘备的意思。于是孙权直接动手开战。刘备亲自出川入荆州与之对敌。
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因为曹操横插一脚，刘备被迫妥协。很多细读历史的人都认为，刘备吐出来的荆州，比他借走的范围要大多了。照理说你孙权借给刘备的是南郡，但是南郡并没有还啊，反而是要走了长沙，江夏，和桂阳，这几个地方是刘备自己打的，或者一开始刘琦手里的地盘。你说是利息也好吧，总之刘备的代价比他死皮赖脸占着不放的那点利益大多了。
而且刘备的妥协也非常糟心。当时曹操打败了张鲁，很多人跟曹操说应该进攻蜀地，趁着刘备立足未稳，赶紧一举拿下。
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
当时可能不是刘备在管着蜀地，而是诸葛亮。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对于惊乱闹事者，根本无法控制。应该说当时就是命悬一线。刘备处于一种绝对窘迫的境地，进退不能，只得忍痛割给孙权三郡——荆州东部比西南部更加发达，人口更多，刘备的损失其实非常大。但是没办法，他处于曹操和孙权的夹缝里，这几乎是他唯一的选择。
借荆州问题刘备的确主观上道义有亏，不过客观上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也算找平了。至于主观上不想还，这个非要从道义的角度说，确实没有办法辩白。
荆州和徐州问题，刘备对曹操的孙权基本上都是“主观上道义有亏，但是对方对他其实也没留情面”，曹操是先对他有猜忌，所以还算说得过去，孙权是他不还荆州而直接开战，最后让他付出代价，也算勉强扯平了。
最大的问题，出在益州和刘璋上。不过在益州问题之前，还有一次荆州问题的预演，那就是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有人劝刘备攻襄阳直接拿了荆州守住和曹操对抗。刘备没有听从其建议，而是说了一句“吾不忍也”。之后他带走了刘琮身边一堆人，路过刘表墓前痛哭一场。
这件事有人说是作秀，有人说是他确实仁义，也有人分析他怕曹操来了他打不过还不如不冒这个险。不过后世很多人分析觉得如果他真的拿了襄阳，未必守不住，甚至就算守不住也未必比现在这样子更惨。如果利益在前他还不去做，如果只是说为了“作秀”，那这个秀代价也太大了。
大家搞诛心之论说刘备作秀啊收买人心之类的，总是忘记看看他的代价和风险以及给别人的利益。固然你可以说刘备对人好都是收买人心，都是为了别人替他卖命，但是问题是别人的好处是实在的，而且刘备也用一生证明了他能够和这些人同甘苦共患难，这样就可以了啊，难道非要纠结他是不是真爱他们？你们是打天下来了还是谈恋爱来了？当然你非要认为刘备是和全天下英雄谈恋爱我也没办法。另外有些时候刘备的行为是真的有风险甚至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携民渡江他自己被打的很惨，比如绕过王连进攻涪城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包括这个不夺襄阳，也是一个道理，这都是拿命在赌。你们非要说是作秀，还不如用我的说法——这是一种道德资本的积累。
如我前文说过，道德资本的考量和发自内心的仁义，其实并不算矛盾。刘备的不忍我觉得是有的，他在荆州六年，虽然刘表不算多重用他，但是对他也仁至义尽，没什么对不起他的。他在别人手下根本待不了这么久，大家看他之前投奔的那几个人，要不就极端不靠谱，要不就容不下他，要不就干脆背叛他，而刘表在同行衬托下显得格外良心。此时此刻，刘表尸骨未寒，他就马上对人家幼子兵刃相向，他肯定心里不落忍。就算他有千般考量，这点基本的人性也肯定会存在。他在刘表墓前哭，应该也不是做戏——这又不是演义里面的影帝刘备，说哭就哭，刘备在史书里一共也没哭几次，这算是少有的一次。
至于道德资源问题，我认为这个考虑也是有的。诸葛亮翻来覆去重复的一点都是，刘备“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和“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可以说刘备就是靠名声存身的。他当时无立锥之地，手里也没多少兵马，如果失去了信义基本上就是失去了一切。这时候的他明白，如果自己进攻刘琮，那道义的损失可能会超过他取得襄阳所得。到时候孤立无援，如果再失去人心，和曹操抗衡，那就真的危险了。
至于后来的携民渡江算不算也是道德资本考量，我觉得非要说没有也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如果他不带这群人走，其实也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非议，毕竟这属于超常规行为。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是更在意损失而不是更在意收益，规避风险是第一位的。他取襄阳的损失远大于收益，而抛弃百姓，则是基本没有损失，但是风险极大。当然如果他待百姓走，名声收益是不小的。
我不知道他在那一段时间，过襄阳，携百姓，都经历过什么复杂的内心变化。也许他心机深沉，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也有可能他没有我坐在这里搞分析的闲情逸致，而是完全在紧急情况下，凭借着直觉和本能以及感受力，直接做出判断。一前一后两个不忍，其真假对错，大概只能自由心证了。
不过对于取益州这件事，刘备就完全没有感情考量了。对于这件事他完全在考虑道德资本问题。他对庞统说：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在这里他搞清楚两件事，第一，他能坐大全靠同行衬托，要不是曹操这么瞎折腾乱杀人，他早就成了丧家之犬了，所以一定要保持现在的优良传统。第二，他知道取益州会让他丧失一部分道德资本。他当时实力不够强大，信义仍旧是他的重要资本，他断不敢轻易放手。
然而庞统的考虑也非常现实：
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於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基本上也很简单，这种时候你谈这些有什么用？你不取总会让别人取的。到时候对刘璋好一点就行了。易中天说这说法毫无廉耻，你抢了人地盘然后给人点好处，这就算有信义吗？
确实不算，但是庞统其实前面那两句才是对的，这时候就不要讨论什么道义了，不过就是谁有能力地盘就是谁的。至于所谓“报之以义”和“何负於信”，根本就是哄刘备开心。
其实取益州本身的道义问题，我可以从另一个维度进行讨论。现在我先不挖掘那么深，就暂时从刘备和刘璋的关系本身分析一下刘备的道义处境。
我们说一下刘璋。首先他并不是刘焉的首选继承人，刘焉显然更器重刘瑁，反而是益州大族因为刘璋暗弱容易控制，所以推举了他，历史特意记载刘瑁“狂疾”死亡，都不是简单的病死，这本身就很让人不免猜测了。当然，刘璋也没有说的那么暗弱，推举他上位的赵韪反叛，被他干掉了，张鲁不听话，也被他杀了家人，可见他还是有一股狠劲儿的。
刘备入蜀的过程是需要耗费的，刘璋给了他大量补贴，同时入蜀以后沿途负责后勤，两人终于相会。会面过程看起来非常和谐，但是其实根本充满了危机。刘璋给了刘备“米20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看起来不少吧？但其实有大佬算过一笔账：
有记载说，“男丁岁食三十六石”。每月吃三斛米，古代的斛计算方式也有差别，如果说是小斛，算作月食1.5斛，刘备三万人入蜀，20万斛不过就是在没有额外消耗情况下的几个月的用度而已。这还是不打仗，如果真的攻打张鲁，那就要经过栈道。栈道本身运粮还是有损失的，所以季汉后期北伐经常粮草不济退兵，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20万斛米，如果进攻张鲁，可谓杯水车薪。
所以可以推测，刘璋让刘备入蜀，其实是一个防御作用。至于刘备的用度，只能他在本地自行募集。刘备在葭萌关驻守，起到一个威慑作用，内镇庞羲外防张鲁。同时他自己因为供给不足，所以无法坐大，不能对刘璋产生实质性威胁。虽然历史没有记载到底刘璋后续有没有给刘备供给，但是从郑度说刘备“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来看，刘备的后勤应该相当局促，甚至连兵士数量都大量减少。
刘璋这算盘打得很好，但是刘备是三国时期空手套白狼的祖师爷，他绝对不可能被这种东西控制住。他也没有马上和刘璋掰扯，而是在葭萌关收拢人心，经营自己的势力长达一年，对张鲁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进攻。当然刘备不和刘璋掰扯，刘璋也不搭理他，没有去催促，至少没有记录。两人心照不宣地貌合神离，也算是一绝。
所以在孙权求救于刘备，刘备意欲退出蜀地救孙权而向刘璋请求后勤援助的时候，两个人终于闹翻了。刘璋只答应刘备请求的一半物资。接下来前有刘备激怒手下人说：
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於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
这话有问题，因为刘备没做什么实质性的进攻张鲁的举措；但这也不全是他的问题，因为刘璋确实也没给他足够的后勤保证让他能做点什么。他连三万大军的人数都维持不住，靠什么打张鲁？
之后又有刘璋斩杀张松，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于是刘备彻底被困在蜀地。这时候刘备不打刘璋，又能怎么办？刘璋此时此刻就是要困死他。确实有张松法正通敌在前，然而刘备到目前为止，除了消极怠工，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对刘璋不利的举措。刘璋对刘备做了什么心里明镜一样，但是这一年之间，什么都没做，却到了张松被发现的时候突然发难。你可以说刘备入川不安好心，但是他好心不好心，碰上的都是刘璋最后的翻脸不认人，到了这时候，就算他想要再讲道义，都不可能了。
入蜀具体过程我之前说过，就不细说了。不过有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庞统和刘备取下涪城以后的情♂趣吵架。刘备觉得很开心，庞统泼了他一盆冷水，刘备把自己比作武王伐纣，骂庞统出去，然后又后悔把他叫进来，问他谁错了。庞统说我们都错了。
这段过程中，刘备前发怒，后大笑，看起来情绪起伏很大。而这件事的道义问题，又非常混乱。取益州是庞统催促他做的决定，但是宴席上，也是庞统出言斥责他不该以此为乐。说取蜀地不道义的人是刘备，后来觉得快乐又自比武王伐纣的也是他。可见这俩人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纠结了。他们在纠结什么？无非就是这场充满悖论而又不可避免的入蜀行为背后的种种考量，在他们本身的种种局限面前捉襟见肘的荒唐。这场看似有趣的君臣闹剧，其实背后是巨大的悲哀。
总之，刘备入川，确实有一些道义上的问题，例如他提前勾结法正张松，意图取蜀；后来进攻张鲁不力，又借机反扑刘璋。但是刘璋在这过程中，可以说是完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给刘备足够的兵马粮草，可能刘备还是会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假设毫无意义。事实上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刘璋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刘备置于必然与他为敌的境地，到了后来的把刘备困在蜀地，更是让刘备别无选择。从刘璋的种种表现来看，他在刘备进攻成都将他逼下台的整个过程中，也不是一个无辜者。
入川问题还有最后一个尾声，就是我前文提到过的，刘备放纵士兵取府库金银。这一点我解释过了，基本上就是针对富户大族，和成都官府的既有储备，对于平民本身影响不算太大。但是这确实也造成了用度不足问题。有人说刘备这是泥腿子本性，见了钱睁不开眼。但问题是刘备这些金银又不是给他自己：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这是让他手下的人随着他漂泊这些年，终于得到一点奖赏，不然还能怎么办呢？刘备这个政权一直特别穷，靠着他本身异常的凝聚力才能混下去。可是凝聚力这东西不能当饭吃，尤其是你没钱的时候大家吃苦没事，现在有钱了，你不可能不给大家分。跟着他打天下本身就比跟着别人辛苦多了，到这时候，大概这点钱，也不过就是聊以慰藉而已。
至此，我列举了一些刘备主要的道义有亏问题。主要集中在他和曹操孙权以及刘璋的矛盾上。当然，还有些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类的道义问题，我觉得真的不值一哂，没法面面俱到了。可以说，刘备在这几件事上，都有两个比较明确的特点：第一，他的确道义有亏。第二，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无奈。另外，到了最后，他总会为自己的所得付出代价，不管是实际上的，还是符号性的，他都必然有所损失，而且其损失甚至可能超过他的所得。
从刘备入蜀，甚至入蜀之前关于荆州的问题，我们总体看下来，有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捉襟见肘”。刘备简直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顾得了头就顾不了腚。道德资源，物质资源，政治军事资本，每次都必须进行取舍，可以说非常艰难了。整体看来，他们这个政治势力，面对着无比巨大的局限。他每次有所取，终究必然有所亏。
我管这个叫作“弱者困境”，就是我前文所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漩涡。刘备其实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脱离这个漩涡，在这样的挣扎中一点点坐大。这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割据军阀”对豪门大族和百姓的剥削，也有利用不道义手段取得地盘，但是当然也有刘备自己的仁义和多年信义的积累的厚积薄发。不过不管怎么说，他的突破充满了挣扎和艰辛，相比其他人奢华、屠城、滥杀、大兴土木，刘备简直是如履薄冰，谨小慎微。这个时代罪恶滔天，只有他还有那么一点底线，然而也只有他，最受后世质疑。
刘备的经历乃至他的后世名声，让我来看，一个重要的角度是一个“弱者”的局限和突破的故事。非常悲哀的是，这世界上普遍存在“你弱是你活该”的心态，不管是从个人能力还是从所谓“天命”的角度。刘备力量的弱小，在我看来，才是他生前挣扎，死后备受诟病的核心原因。固然，中国甚至很多其他的文化里，都有着一种同情失败者的倾向，但是同情失败者这种心理，恰恰是产生于成王败寇这种更大的文化心理的补偿机制。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很多被同情的失败者，无非有两个特点：第一，自己很强大基本上是个完人，但是时运不济或奸佞当道导致失败；第二，自己很强大有魅力有优点，但同时也有致命缺陷导致失败。失败者未必是弱者，但是弱者失败以后，往往得不到同情分。刘备在民间叙事中的确比较被赞颂，但是其实他的核心，如我所说，是他的仁德和忠义，而非对失败者的同情。别的不说，历史上六七万对五万势均力敌的夷陵之战，被演义写成七十万对十万的送分战役。这种微妙的变化，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你输了总是有你的不是”的谴责感，夸大了刘备的“无能”。刘备虽然有“拥刘贬曹”的所谓民间传说加成，但他一直以来，只不过是一杆道德大旗，却不是一个真正被当作“人”来热爱的个体，不是一个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被称道的英雄。个人觉得，这才是刘备到了后世被如此扭曲，贴道德标签，甚至完全脱离原来人物形象塑造的根本原因。
刘备何以成为弱者？他也有他的优势，但是他也的确有他的局限。而他的局限绝不仅仅是能力不足，或者时机不好。我在前文提到“个人的自身责任”的夸大，我觉得这是绝对可以用在刘备乃至季汉身上的。抛开历史英雄主义叙事，把一切归结为英雄个人的能力和运气，也抛开各种诛心之论和逆推历史而来的对失败者的苛责，我想继续深挖刘备的挣扎和局限，揭示他和我——我们所有人——的内在联系和现实意义。
无知之幕落下那一刻，我们俱为一体。
（四）注定的困局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那个“拥刘贬曹因何而来”的问题，这里是我的第二个答案：因为季汉更倾向于平民政权，所以对百姓来说，更有代入感。
这个答案和第一个紧密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刘备真正的人物精神内核。同时它也能够解决我之前提出那个“道德资源”之辩。
先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放在刘备每次“理亏”的内容上。可以说，他每次道义缺失，无一例外都是和占地盘有关系。二占徐州——背叛曹操。借荆州——和孙权算不清账。夺益州——对不起刘璋。
刘备一直以来没有自己的地盘，只要想要点地盘，必须抢别人的。那别人的地盘是哪来的？天下还没彻底乱起来的时候朝廷封的，比如刘璋，刘表，陶谦这一类。没有地盘的呢？曹操一开始也没有刺史州牧之类的官职，但是他的家世好过刘备。至于江东孙权……孙权和曹操刘备比就是个小孩子，先把他丢出去，看他爹孙坚。孙坚和曹操同岁，刘备比他俩小六岁，算是一个时期的，这样比较起来才对。
非要说的话，他们出身都不是特别高，不过这一点曹操绝对有优势。虽然他爹是宦官养子，这个挺不好听的，还总是被人拿来嘲笑他，但是还是有实惠的。他爹官至太尉，三公的水平。曹操二十岁就举孝廉，马上就在官场上有一席之地了。之后他有各种官位，也曾经辞官不做，黄巾之乱以后他募兵讨贼，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人说他一开始都做的官位也不大，确实和后来的比不大，但是在他那个年龄来说也不算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一他这样就有了人脉，第二有了官场经验，第三有家族势力，所以才能打死蹇硕叔父还毫发无损，第四有家财积累，方能“散家财，合义兵”。
再看孙坚。孙坚是不如曹操，不过还算是凑合。吴书记载“坚世仕吴”，虽然没有细节有人怀疑是伪造，不过不管怎么说，他“少为县吏”，大概感觉和刘邦那个亭长的状态差不多？反正是个小破职位。不过17岁的时候因为除贼名动一时，后来逐渐当了一些小官。
坚盐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后来黄巾蜂起，孙坚跟随朱俊讨敌，募合兵勇，最后当了别部司马。逐渐他掌握了更多的军队，参与讨董卓联军，成为长沙太守，开始称霸之路。根据记载，他17岁的时候父亲还在，应该还是有家族势力照拂，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比较给力。他在20岁的时候生了孙策。孙策也是从小就好结交豪杰。
策年十馀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有周瑜者，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闻，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劝策徙居舒，策从之。
周瑜家世相当了得，不说像袁绍那样四世三公吧，但是也不是白给的，甚至比曹操都强多了，没有宦官爷爷这种污点。
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
可见孙坚和孙策是在当地结交了不少世家大族的人物的，父子兄弟互相照应，底盘也算稳固。
对比曹操和孙坚，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有一定家族势力，至少是家族照拂，因此生活也相对宽裕稳定，并且有一定的人脉。
东汉末年一直到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并且形成士族统治的关键时期。汉代察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必然会导致大家族兴起并且勾连，最终成为门阀政治。那个时代家世极为重要，除了在乱世当中一些靠军功起家的之外，几乎想要做官为宦都要有家世背景——或者反过来说，有家世背景，才能当官。
其实，如我前文所说，家庭出身阶层，相应的物质基础，人脉和知识资源，在现代都可以对人一生的发展轨迹和社会流动能力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这不是本文的内容。我想说的是，在现代这个社会流动性高，个人价值得到尊重的时代仍旧如此，在当时那个社会，想要从下向上流动，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家族背景，一个人几乎就没有脱离其出身阶层的可能性。其实这一点从孙坚身上就能看出来，他历次当的小官，其实都是因为身份限制，若不是天下大乱，他终其一生，恐怕也当不到长沙太守的位置上。
了解这些再去对比刘备出身，我想大家能意识到一些问题了。
首先刘备出身本身并不算最底层那一种，首先是汉室宗亲，虽然实在没什么大用处，好歹聊胜于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爷爷和父亲都当过官。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
不过他爷爷的官位就很小，父亲的更是没有记录，估计是个比芝麻还小的官职实在不值当记下来。而且最杯具的是，父亲早死，刘备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父辈提携，不仅如此，而且家庭生活不好，贩履织席为生。前文说过，商人就算是贱籍了，而且卖草鞋席子也不是什么大商人，估计基本物质保障都有问题。虽然后来有个族叔给他钱游学，那还是很勉强的，还要被老婆骂。也就是说刘备得到的来自家族的依托，除了这个族叔给钱游学，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了。后来刘备好像也和自己家族没什么来往，也许是家族衰落，也许是平时联系不紧密。总之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游离于那个时代人们赖以维生的基础团体——家族之外。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这种形式的社会存在，不是说古代没有，而是非常稀有而且生活艰难，几乎没有出头之日。
事实上他也的确看起来没什么指望的。同样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曹操已经当了议郎，孙坚也当了县级官员。刘备在干嘛呢？当游侠，跟一群逃犯小混混无业游民鬼混（。人家孙策勾搭的是周瑜这种官宦子弟，刘备就只能和一群社会盲流在一起玩，给他资助起兵的都是商人这种下九流。可以说，刘备在一开始，就和其他两家拉开了鸿沟。
如果你觉得什么议郎啊什么盐渎丞啊这算什么官嘛，怎么就起步鸿沟了？那我觉得你可能对当官这件事有什么误解。刘备在黄巾之乱里面有了军功，才得了安喜尉，这都算是特殊照顾，过一段时间还要被褫夺官位，才有刘备鞭打督邮弃官亡命。也就是说一个县级小破官给他们这种人都属于破天荒而且不符合规矩的。你进入了官场，地位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门槛。而刘备这种人，在一开始，未来已经不能说一片黯淡，甚至可以说就是乌漆麻黑，一眼可以望到头了。
有些对历史不熟悉的人，总喜欢想当然，用那套英雄史观看问题，或者觉得“乱世就是谁厉害谁出头，你不行就是你不够厉害”。这里我需要再重复一遍之前的理论建设：基本归因谬误，夸大个人的自身责任——这个事情，在那个时代，真的不是这么运作的。
固然个人能力非常重要，比如袁绍的家世好过曹操，但还是没打过曹操。但是家世出身这件事，并不是简单的“你出身越好越有机会”的。我这里要说到人的局限，人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塑造的——人所出身的阶层和环境，会直接影响到对他们的未来发展。这个“局限”不只有劣势出身的局限，也有优势出身者的局限。尤其是在社会动荡的三国时期，一些安于“四世三公”高枕无忧的现状的人，反而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所以在一开始的整合时期，就是会出现一些出身比较低的草莽英雄，来建设一些强大的割据势力。
不过刘备的出现，其实是有点意外的，他出身太低，已经超过了当时意义的社会流动容许线之外。有人把他和汉高祖刘邦比，说刘邦虽然是亭长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但其实亭长和商贩本身就是不一样不说，刘邦所处时代背景也不一样。那时候是秦代，秦制是打散了所有的民间团体，消灭社会中间层，让民众成为一盘散沙，所以人都回归基本家庭生产劳动单位，因此无法组织起来对抗朝廷。所以可以说人人都是一个“个人”或者“小家庭”单位，没有谁有真正的家族优势，就算有也多半是符号性的，而且也不会相去甚远。
但是刘备的时代，世家大族已经开始繁荣，资源已经开始集中，大量知识垄断文化垄断形成。当官看出身这样的现象，一直到宋朝才被彻底改变。从三国开始接下来的几百年上千年时光里，这种零散的出身低微的个人想要出人头地，可以说非常困难了。如果靠军功打仗出生入死当个将军可能还行，但是要当个一方霸主甚至一统天下，恐怕有点痴人说梦。即使往距离三国比较近的后世五胡十六国看，这样出身低微的割据政权领袖，也只有数得出来的李雄和石勒，而且全都是外族，文化根基就不同。当然他们的势力也没做到刘备这么大。
综上所述，刘备有一个天然的困局：他是真正的“白手起家”，除了到后来才用得上的“汉室宗亲”身份，一个族叔给他一点游学的资本让他得到的卢植学生的身份以及这几年读的书，此外就只有他自己可以依靠了。他不仅是平民出身，而且是“毫无资本依托”的平民出身，真正意义上的全靠自己打拼。
有人说他是“屌丝逆袭”，我虽然很不喜欢这个词本身，但是其中的意思是明确的：别人可以拼爹，拼祖宗，拼人脉，他什么都没有，就只靠自己。他没有任何向上升的链接和资源，所以他身边也都是乱七八糟的小人物。同时我也说过，他虽然读了几年书，但是其实知识资源相当匮乏，当然这也怪他不爱读书，但是就算他刻苦努力，他如何比得上父亲位至三公，从小对官场政治内容耳濡目染的曹操对国家大政的理解水平？是的，曹操也不好好学习，但是耳濡目染这种东西，不管你学不学，只要不是那种特别自甘堕落的人，起码都能够受到一些影响。而且曹操能够交往到袁绍、张邈这样的朋友，这就是他的人脉资源。
所以刘备的战略思维的先天缺失，一方面是因为性格和不好好学习，一方面就是他的出身局限。一个人从小只认识打架斗殴，和一个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这个感觉完全不同。孟母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都不是胡说八道，是有根据的。
说到这里我都还只是说刘备本人的起点困境。有人说你说这个的意思应该也不是说人就是社会的产物，就是出身的囚徒，人总是要上升的，刘备也可以突破啊。对的，刘备的确突破了，而且他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没有很囿于出身的局限，有很多超越阶层的气质。但是很不幸的是，弱者愈弱的马太漩涡，可不是围着你一个人转的，而是一个人际关系乃至社会效应。
有一个问题，我看留言也有人提到过：刘备这么得人心，看到有些人居然不跟着他还背叛他，觉得很吃惊。
当然刘备不是金银财宝不能人人都爱，就算金银财宝也有人不喜欢的，何况一个人。但是刨除这种个人因素，我们是否能找到刘备“留不住”的人的一个规律？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首先一个是陈登。他在徐州和刘备关系还不错，甚至刘备还为了陈登出言嘲讽许汜，两人交情看起来至少不错。但是陈登没有和刘备走。还有一个是陈群，也和刘备有旧，还劝过他不要领徐州，看起来对他是很诚恳尽心了，不过陈群似乎根本没有和刘备进一步交结的意思。再说一个，袁涣，这个哥对刘备可是仁至义尽。刘备举袁涣为茂才，对他有恩。吕布让他骂刘备，甚至威胁要杀他，他都不同意。后来在曹魏当官，刘备死了，大家都庆贺，袁涣因为旧情义，独不庆贺。
再说两个：田豫，前文提到过，他很被刘备器重，后来因为母亲老了离开刘备回家，刘备还为他哭泣，后来他到了曹操手下。还有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徐庶，也是因为母亲到了曹操手里，不得不离开。
这些人里面前面的人算一组，后面的人算一组。前面几位，看起来好像没啥联系，那我列举一下他们的出身：
陈登，东汉重臣陈球的侄孙，出身徐州名门望族。
陈群，出身颍川陈氏，豪门大族，其祖父陈寔一代名臣，光是葬礼就有三万多人参加。
袁涣，出身陈郡袁氏，东汉官员袁良之后，也是一方大族。
后面两位，出身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很差，但是共同点就是为了母亲离开。
说到这里大概就有眉目了，要说简单也简单——刘备到处漂泊，没有根基，凡是有家有业的人有挂念的人，都不可能跟他走。尤其是世家大族出身的人，背后枝连叶附，更没可能和刘备长期合作。这些人都被固定在出生乡里，没有半分可能成为刘备的私臣。他们家庭世代为官，和朝廷联系紧密，自然也自然而然与掌握汉室的曹操形成天然联盟。哪怕他们和刘备个人关系好到至死不渝，也不可能因为这种原因投奔刘备而去，家族利益才是核心。
要说的深一点，这就是一种阶层固化。刘备和这些大族出身的人阶层千差万别。就算他本人涵养好，学识也不算差，又能打仗又有人格魅力，但是没用，他就算有千般能耐，也不能撼动那些人才和其家族联系半分。而且刘备是个孤儿，彻底的无父无母，家眷也经常弄丢，完全是一个在乱世中被打散的个人，在那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一开始跟着他的人，我们不用一一列举，就在脑子里过一遍，恐怕也想不出一个出身于世家大族，哪怕是出身稍微好一点的人——甚至他们都不如孙坚的出身。
所以所谓招揽天下英雄，那也是相对的概念。对这些大族出身的人来说，你没有地盘，就没有他们的支持。他们的乡土利益非常重要，就算他们可以离乡做官，你也必须保证他们和他们的家族联系紧密。
我们再对比一下东吴取荆州后的两个人，前文说过的潘濬和廖立。潘濬留于荆州，因落入孙权之手以泪洗面，还要孙权亲自去给他擦眼泪才能够安抚他。但是廖立就不管那些，丢了城狂奔千里去找刘备。其中潘濬在认识刘备之前，就已经是荆州当地的官员，颇有名望，而廖立就是被刘备一手提拔的，没有刘备他就什么都不是。潘濬应该就是有一定家族背景，或者至少是他自己有一定的人脉联系，所以不能离去那种人。
有人说诸葛亮出身还不错？是比那些什么糜竺简雍张飞关羽强太多了，大概比孙坚都要好，但是问题是诸葛亮的家族其实在当地也不算是什么大族，就是个小世家，属于靠边站那种，最重要的是，诸葛亮从小丧父，跟着叔父一路漂泊到了荆州，已经失去了和家族的链接。连叔父都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去世了，他可以说是孤身一人。
以前老有人开玩笑说蜀汉很多重要人物不是幼年丧父就是个彻底的孤儿，我本来就觉得就是那个年代战乱啊父亲死了不是正常吗，不过是巧合吧？不过现在看来，可能真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政权的整体构成问题。
刘备是个孤儿，和家族联系甚少，也没受什么荫蔽，如飘萍一般走天下。他的出身和他的不稳定的状态决定了，他注定不会吸引到什么世家大族子弟跟从。尤其是他取得荆州之前，在一个地方还没待多久，就马上必须滚蛋，就算他可能靠着强大的人格魅力，吸引来几个大族愣头青，那也要时间的，他连这点时间都没有。而且世家大族的人，还未必都看得起他。比如袁术就直接宣称“刘备谁啊没听过”。当然很多人是懂礼节的，不会直接表现出看不起，也有些人敬重他本人，但是距离成为他的私臣和他的集团合作，那还是差远了的。
这个东西就和滚雪球一样，同类相吸，他吸引了一大堆这样的人，然后就越来越多。尤其是最早期，连几个好好读过书的人都没有，他可能是那里面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当年的世家大族的知识垄断，是生活在现代资讯发达社会的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为什么他得到诸葛亮之前都没什么人给他搞战略规划？他自己不行，手下人也都不行？当然都不行了，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尤其是前期，就是一大窝局限分子。至于后来他们的确逐渐变好起来，到了荆州就有士人跟从，到了益州就可以笼络大族，那也是因为他的地盘固定，地方利益家族利益可以和他的利益绑定。但即使如此，因为他们的这个政权的天然性质，决定了季汉必然和大族相处得最不好。前文说过，刘备入蜀以后就想尽办法盘剥世家大族的金钱和武器之类的东西，一直到后来季汉对这些大族都是打压为主。再看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和孙策结好周瑜乃至后来孙权时期各大家族在吴国的势力，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当然，我不觉得和世家大族过分合作一定对季汉最好，曹魏和东吴最后都吃了他们的亏。这当然也不能说“所以就是好点的人才看不上刘备”，因为不是说世家大族出身一定就比寒门子弟强，昏招迭出的袁术和公孙瓒，那都是豪门子弟，该不行就是不行。
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那时代的资源分布情况，不得不说，完全得不到任何出身大族的人的支持，对刘备和季汉整体都非常不利。刘备集团这样的阶层构成，固然可以吸引出身较低的人才为之服务，但是在那个乱世，出身低的人才也可以去曹魏和东吴那里寻得机会，虽然相对来说被特殊提拔的机会小很多，但是相对来说生活好很多，也比较安定。而没有地盘的刘备在前期是决无可能吸引到出身好一些的人才的——就算你有办法让人家举家跟随，你也得有地方安置啊，不能谁都你一样天天丢掉家人乱跑。所以刘备的人才资源库至少在前期可以说是非常狭小的。
刘备个人的起点低和由此衍生的政权起点低，直接导致了刘备在大家最能有机会分一杯羹的前期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分割天下建立自己的势力。那时候有很多机会可以通过“除灭黄巾有功”来获取占领地盘的合法性。但是他从鞭打督邮弃官亡命开始，大概就意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他也不知道什么路才能走通。陶谦让渡给过他持有徐州的合法性，但是很快就失于吕布之手，可以说非常可惜。到后来他背叛曹操的时候，凭他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在曹操眼皮底下立足了，徐州必然不保。
到后来可以说凭借着机缘巧合，加上曹操自己玩不灵清，再加上他自己优势发挥，才最终得到机会取得一些地盘。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局势基本固定，他再去取得地盘，就必然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在曹操孙权之类的强敌面前虚与委蛇，要不然对刘璋刘表之类的人痛下杀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必须经历道义有亏的过程——因为从一开始，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就没有留给他太多的选择。
（五）“个人”的困境和突破
说到这里，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益州就必须是刘璋的？
有人说，废话，地盘是他爹的，他爹给儿子，子承父业不对吗？
还真不对。
没错，刘璋确实是继承了刘焉的位置的，而刘焉的益州是来自于朝廷的合法授权。但是我们要搞清楚，朝廷授命是给刘焉的。理论上这个东西不能就这么直接传给后代，如果益州牧死了要派一个新的去。就算给他儿子当州牧，也得走公共程序，不能说我传给你就传给你。这又不是个王位和爵位还能继承的。
但是东汉末年的问题是天下大乱啊，各种“表奏”官职层出不穷，基本上就是各割据势力自己给自己人封官，然后通知或者名义上通知皇帝一声。刘璋的益州牧也是个“表奏”官职，朝廷默认而已。刘璋和曹操交好，所以曹操继续承认他的益州牧。刘璋也确实仍旧顺应着朝廷的意思，曹操代表朝廷，所以刘璋听从曹操的话，甚至还在曹操南下荆州的时候派兵派将助阵过——所以你看，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多少有些效果的。虽然代价是不停要和天子斗智斗勇，清洗朝臣，但是毕竟也是有报偿，不然他不会做这种赔本买卖。
也就是说，其实到了曹操奉天子之后，所有的“地盘持有合法性”都来自于曹操。名义上仍旧奉汉室为主的诸侯，曹操对他们有一个符号上的控制权，虽然实际上该怎么独立怎么独立。但是不管怎么说，曹操一定程度上仍旧掌握全国的“合法性资源”，这对于没有实际上的物质和军事基础的人来说，就显得更重要了。
如果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明白刘备在益州问题上的道义困境根源在哪里。在曹操掌握着大量的合法性资源的情况下，刘备连这点最后的符号化资源的掌控，其实都举步维艰。没错，刘备得人心，也得民心，但是归根结底，皇帝在他手里，这本身就是一层巨大的道德威压。说曹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也不为过。对于经营东吴三世的孙权来说，对于一开始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来说，的确这种合法性就是狗屁，曹操说不是他们家的也没用；但是对于刘备来说，曹操赋予刘璋的“合法性”，对他的“信义”资本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还记得我前文提到过的马太效应漩涡？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点刘备的“弱者更弱”的悖论。他的“道德资本”本身就缺乏实力的依托，同时曹操又因为其实力进而掌控道德和合法性资本的分配权，所以刘备在决策的时候，必须进入这样一个悖论——他无论怎么选择，都是对自己有损的。想要实力和地盘，就要牺牲道义，而想要道义，就无法扩大自己的地盘。他要变强大，就必须自我贬损，这是他的局限。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很多时候，社会性和时代性的道德是由成功者和强者决定的。它们依托于现存的社会结构，例如朝廷汉室，例如某种社会运行制度，其道德资源和资本分配一样，本质上是不公的。理想中的道德安全符合人性和理性，但是实际操作上，这种时代性的道德必然苛求弱者。
所以说到这，可能我才彻底厘清我的意图——我分开“仁德”和“道义”，最核心的点在这里：区分符合人性的和相对来说“普世”的道德，与把社会规范为依托的，来自于资源掌控者的“建构性”道德。固然，这两者没有黑白分明的划线，不可能明确指出到底哪种道德是哪一种。但是在我的论述中，我大概揭示了其区分的趋向，即指向人性还是指向规则。
指向人性如不屠城，如保护百姓，如嘉义善举，体察人心；指向规则如土地的合法持有性，如对资源持有者的服从或者反叛。我无意得出“时代性社会规则不需要遵守”这种绝对化结论，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社会结构必然要变化，很多过去的道德现在看来是反道德，甚至是罪大恶极。所有的进步都从观念和价值观的离轨开始，而这种离轨，迫使固有规则反思，改良，或者彻底崩解。在一个乱世中，规则性道德是非常可疑而且不稳定的。
刘备其实是一个离轨者，他虽然求学于卢植，但是并不好好读书——那时候成为士人并且以读书出身，是一条正路。他虽然有功于朝廷，但是殴打朝廷命官弃官亡命。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固然有些人可以吃着前面社会规则和结构的红利，游走于变化的夹缝之间，给自己讨得好处。但是也有刘备这样被彻底排除于结构利益团体之外，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一片天地的人。
他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他能够利用“人性道德”，在结构性的规则道德中找到突破口，给自己建立一个立足之地。有人说如果曹操不乱屠城，对百姓稍微好一点点，就不用多么热爱怜惜他们，只要别乱杀人别大兴土木也不要乱迁民，三国就没刘备什么事儿了。这个假设自然无法验证，但是我确实觉得，如果曹操中后期没那么多民变和动荡，如果不需要反复镇抚民众镇压起义的话，大概会有更多资源可以投在对抗刘备上。虽然结果很难讲，毕竟他还有一大堆别的烂摊子需要收拾，但是至少会给刘备带来更大的威胁是一定的。
而刘备从一开始就是保民的思路。他在平原的时候就对民众很好：
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
就算他在广陵断粮搞到人吃人的时候，也没有劫掠百姓，而是“吏士大小自相啖食”。当然这个也很蛋疼就是了，不过可以看出来，至少他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还是有基本底线的。
对身边的人他也非常好，能够做到礼贤下士，而且他最神奇的是不管和什么样的人接触都能很自如。不象关羽张飞要不就是对上级和士人不好，要不就是对手下残暴，他从高官到平民，都能和谐相处。很多士人虽然不能跟随他，但是对他友善并且能为他出谋划策，也和他这个特点有关。
而且他在关键时候可以对他人伸出援手。当别人陷入险境和麻烦的时候，他是不遗余力的。北海救孔融是这样，帮助陶谦治理徐州也是这样。有人说他是为了贪图徐州，这怎么说呢，他刚去的时候陶谦还活着，他就是去帮忙的。而且陶谦让徐州的时候他是犹豫了的——当时毕竟强敌环伺，徐州四战之地，是个烫手的山芋，陈群都不建议他轻易领徐州。当然啦，当时的他和雇佣兵也差不多，自然有事就要去摆平，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是雇佣兵，也不是什么危险的活都干。就凭这一点，他也算是得了一些好名声。
到后来他在荆州广结人心，乃至携民渡江，这都是他的仁德表现。他能够得到诸葛亮的帮助，也是因为他礼贤下士。对于“人”的尊重和保全，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资本。
刘备还有一个可贵之处是，他的自我实现，不是他一个人的，而在他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给了很多人，尤其是因为出身局限而机会渺茫的人，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他创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来说对于身份限制宽松的政权，就不说前期那些跟着他的泥腿子难兄难弟了，即使入川以后，他也可以破格提拔一些人才。比如“出自孤微”的张嶷，不过是个县城功曹，因为在贼寇作乱的时候战斗勇敢，一下子被擢升为州从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还有些人因为一些人际关系问题，例如法正，董和之类，因为不合群不被重用，但是到了刘备这里都不是问题。刘备看不上许靖，刘巴看不上刘备，但是这都不重要，能用之人必得其位。
所以我之前说，要说论“唯才是举”，刘备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管你出身好坏，跟我个人关系如何，和别人个人关系如何，哪怕有些私德上的问题，都不是大事，只要你有才，怎么都好说。最有意思的是他最后那句“君可自取”，我之前说这是一个特殊授权，也是紧急情况下的特殊指示。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有一点，他有个非常朴素的思维方式：皇帝嘛，谁行谁上，不行的就下去。所以他还特意强调了嗣子可不可辅，要考虑他有才没才的问题。理论上你就算要特殊授权，那也应该是“如果国家出了大事，或者皇帝实在昏庸无能，万不得已就换掉他”，但是刘备的表达是“他行就让他干，不行让他滚蛋”。嗣子可辅和不才是并列的，而不是“辅佐嗣子”作为默认前提，而“自取”是特殊制衡。
所以我说他其实不完全像个皇帝，至少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君王思路。他到处破格提拔人才，自己带着兵出去作死，这都是领袖气质，但不是君王心思。其实不管他是个游侠，还是将军，还是当了王和皇帝，本质上他都是一种广义上的“领袖”，却不能够被归入那个时代的刻板印象模式的任何一个身份里去。他这样的想法甚至是超时代的，有那么一点点现代的味道了。
这样一个领袖，以身作则，贯彻了有能之人得其位的理念。应该说这是他的出身决定的，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明白那些升斗小民的不易，才明白即使最低贱之人，也有想要上进的愿望，才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出身，都有有才能的人和平庸之辈。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想要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愿望是恒定的。这是继“活下去并吃饱穿暖”这个愿望实现以后必然萌生的下一层需求，在社会上得到认可，发挥自己的能力，最后达到自我实现。刘备的仁德能让他体察百姓艰辛，有底线，保护民众的生命；他对人的理解，知人善任和宽广胸怀，让他能够给一些一般情况下完全无出头之日的人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
于是刘备靠自己的能力和众人的努力，一起创造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另类的权力结构。这里门阀的力量不再咄咄逼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道德评判，大家互相尊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身份的顾虑，最重要的是，在集团内部有安全感，不会因为莫名其妙的缘故被降罪。这样的一个人和一个集团，必“得人死力”。这也是为什么，后代的百姓对于这个政权，更加有好感——他们会自然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地方，才有出头之日。
当然这样一个有些理想化的流动乌托邦，其实也有自身的局限和缺陷。因为起家晚，资源少，所以一直挣扎在各种捉襟见肘的困顿里。因为起步晚，资源少和根基不稳的“先天不足”，后来几次战争失败的打击，加上必须主动进攻的政治战略安排，使得季汉一直以来都处于一种“贫困”状态，不光是物质上的贫困，人才和各种资源也都是这样，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休养生息和完善制度建设。当三国鼎立稳定以后，各国发展生产，恢复人口，底子好的魏国自然迅速发展壮大，而季汉的劣势越发凸显。
另外，刘备的“破格提拔”和“知人善任”是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基本全靠他和他的谋臣们个人的用人素质。刘备和诸葛亮在的时候，这样的局面还能维持下去，到了后来季汉的“人才凋敝”问题，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用人方式的路径依赖的反噬。当然，人才选拔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魏国的九品官人法，虽然理念和目的都很好，看起来颇为进步，但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倒退，最后让士族彻底垄断了社会上升的渠道。
最后我再说说刘备的核心精神问题。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刘备这个人在当时的社会里所处的位置和流动状态，以及他所面临的困境，局限，和突破，以及新的局限。至此，我想也就很清楚，我何以说刘备的仁德是其精神核心，而非单纯的道德资本，
固然，我前文承认，刘备的仁德是他的资本，但是其作为道德资本反而是一种副产物，或者说，是与他的本身的精神特质双生而来的，因为这是他这个人在这个世界的立足点和根基所在。
他的整个经历中的所有价值观逻辑，甚至包括至少前期的季汉政权建设，是一个“底层人物向上流动”的循环态。刘备出身寒微，又没有家族的照应，作为当时的门阀政治和家族为基础的社会中一个单独的个人，白手起家，收拢了一批和他情况相似的，或者有着其他种种局限并且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人才，建立起一个政权。他的出身决定了他最接近底层人民的疾苦，他的流动性决定了他看得见不同社会阶层的视界局限和不公平的暗区。这是一种个人体会，但是在他广阔的视野里，他可以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也能体会到人心的最深一面。这是他的天赋，也是他在人生经历中学到的东西。
我之前说，刘备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他把“人”本身最好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里我还可以把这句话赋予更深的含义：“人”是和“结构”相对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固有的社会建构，牢不可破的文化观念。那时代的门阀政治是一个结构，那时代平民和官僚的身份鸿沟是一种结构，而世家大族和升斗小民之间的苦乐悲喜并不相通，他们被结构隔离成两种不同的人。在这样的固化结构里，人其实是被矮化甚至丧失了的。当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太大的时候，对方就被异化成了别的东西。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出身相对较好的人，会视人命如草芥——也许他们一开始就不觉得那些人是和他们一样的人。
而刘备则距离那些活生生的人更近，他曾经是他们的一员，他才会把他们当人看。哪怕后来他身居高位，他也仍旧记得，大家的痛苦都是痛苦，大家的生命都是生命。固然，在乱世里无法做到完全意义的与民休息，无法罢兵止戈；但是起码，他不会在已经很重的痛苦之上，以无谓的杀戮和自己的奢侈需求增添更多的人性灾难，在必要的时候，他甚至愿意拼死一搏，换取他人生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仁德”其实不是后天的道德和价值观，而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个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这和他的平民化是一体的，这才是他这个人的真正内核。
也许刘备是个弱者——在那个资源垄断，知识垄断，道德垄断的社会，他的能力和眼界一开始就受到限制，而且他也并不是天赋很高的天才。因为这样的自身的和环境的局限，他注定没有办法像曹操那样睥睨四方。他的确是个有底线有道德的人，他的仁德被人铭记，但是他作为一个人，其实是被遗忘了的——因为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自己，一个“普通人”的局限和挣扎。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些，正如同大家不愿意审视自己。
有人说罗贯中写诸葛亮寄托了自己的，或者说那时代的文人的自我代入：他们觉得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要有文人的自矜，不能对官位孜孜以求，所以诸葛亮是个完美的寄托——能力超群，又有明主礼贤下士来请，这简直人生赢家。我虽然不能妄测罗贯中的写作意图，但是我知道，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也有些人喜欢上帝视角，睥睨天下，言必称万世千秋，思想必符合“大局观”，整体利益长远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我不知道他们觉不觉得自己是“一切代价”中的一部分，还是他们才是那个宏大目标的擎笔者。我想大概是后者居多，大多数人不会这么慷慨地替别人的利益规划自己的生死安危。
我们憎恶被称为弱者，或者弱势群体，我们憎恶直面自己的弱点和局限，也憎恶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很多人读小说的快乐在于和那里面的强者共鸣，带入他们，角色扮演，想象自己是那个幻想世界的英雄。
然而站在我们眼前赤裸裸的现实里自省，我们不过就是一个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些弱者。在不公的社会层级中，大部分人，都在自己出身和资源的局限里逡巡不前，上下求索。
刘备的处境，是我们每个人的处境。
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他作为人的悖论和局限，我看到他作为人的弱点和苦难，我也看到他，看到我们所有人，作为人的决绝和慈悲。
话剧《北京法源寺》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还以为慈悲就是善良。”
“慈悲勇猛多了。”
刘备身上就有这样一个勇猛的东西，它看起来狠辣，却有时候仁慈，看起来自毁，却有时候绝处逢生。
抛开所有的道德标签和负累，那个属于他的“自我实现”和“精神内核”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价值观或者道德观。它甚至不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东西，而是一个感受和精神性的状态。我想刘备从未想过太多的高而深层的问题，他只是凭着一身孤勇，和对自己以及他人的爱，背负着局限，去在乱世里跋涉而已。
去除掉所有的时代的局限和世俗的概念，抽象出关于他的精神意义，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被限制的“人”，一个单纯的人性中的美好的东西，和结构碰撞而不被击碎，和现实角力而不被催折，就像从结构的缝隙中，生长出的一棵绿芽。
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备是个强者，能够突破种种桎梏，走到自己能达到的巅峰。他虽然常被各种资源的缺乏所困，但是大概在精神世界里，他是最富有的人。
回到我之前的问题，如果你问刘备，既然如此无望，你还在坚持什么？
他会怎么回答呢？我不知道。我时常在想，他在涿郡街头织席贩履的时候，他在和关羽张飞等人当游侠在街头打架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时候他说过的把家人吓个半死的豪言壮语吗？他会不会为自己的童稚无知而感到好笑呢？
他在各个郡县之间当各种芝麻官，到处被黄巾军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广陵被困人相食的时候，他在许昌被曹操指为天下英雄的时候，他想过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坐拥两州之地，和曹操一争高下，并大获全胜吗？
他在汝南被打得大败亏输，在荆州叹髀肉复生的时候，在当阳长坂看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而又不能保护的时候，他有没有问过自己这同样的问题：我在坚持什么？
还是说这一切本就不是“坚持”，不是一场苦修，而是一场乘兴而来的旅程？他也许不过就是从幽深的谷底，一路艰辛而又愉悦地登上峰顶，终于可以看到他所期待的，甚至没有期待的顶峰。
我也愿意陪他重新走过这样一段旅程——那不只是他的旅程，也是我的，也许是更多人的，不仅是三国的，也是现代人的。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当无知之幕降下，我们并无分别。
因此，我尽自己最大能力，用我微弱的笔力，再把他作为一个人拼起来，从史书的缝隙里拼接他的生平，他的言行，他的性格和能力，他的功劳和失败，还有他在那个社会中的残影，被千年时光淘洗过后留下的吉光片羽。
至此，我终于收拢本文最后的一条线索，关于刘备的分析到此可以作为一个结束。我不知道自己表达出了多少，或者有多少失真和扭曲。不过这些，事到如今，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固然希望别人能通过我的书写，多了解一下刘备这个人，我不敢说“还原”他，但是起码让他在我的摹写之下变得更丰满一些。
然而，如本文标题，这是关于刘备的另一种叙事——是属于我的叙事。这是我的建构，也有我个人的理解和表达的意图，这是关于刘备的，但是也不完全是关于他的。这是一个给人看的东西，但也是我个人的东西，我不强求大家认可或者接受，但是我想这起码是一个启发和借鉴，能让各位感觉自己还没白看这么多字，我也就满足了。
虽然这篇文完结晚了今年忌日十天，不过我已经尽力了……至少完成了对他的承诺，没有留坑，善莫大焉。
汉昭烈皇帝2020年忌日，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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